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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让人们“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朱弢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当下公众关注与期待的一项重要政策。
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相关政策表述最早在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提出。此后，在多次重要会议中相关政策被进一步强调和细化。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在出口和投资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部分群体收入的增加可直接转化为消费需求。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发掘国内庞大消费市场潜力的关键切口。
知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推动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减负“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正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型，如何将居民的收入转变为消费驱动力无疑是“重头戏”，而提升居民收入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增收减负为何重要？
5%，这是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5.1%，这是2024年居民收入的增幅，“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预期目标顺利完成。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
王小鲁说，现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线还低于平均收入，只有3万多元（34707元），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人口的月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要达到多数发达国家人均两三万美元的年收入水平，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
王小鲁表示，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比较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8，差距大于大多数国家。中低收入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推动这部分居民增收减负至关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尽管2024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但从国际比较数据观察，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中分配比例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成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显现，消费潜力不断释放，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22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
多位专家指出，尽管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稳定增长，但居民消费倾向持续偏低。2024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5.9%，这一数据要低于欧美国家，且疫情后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进一步分化，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尤为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表示，从激活消费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当前中国经济正从投资驱动转向内需驱动，提振消费是稳增长的关键，由此，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将“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作为核心目标。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将释放更多服务消费、耐用品消费潜力，为银发经济、文旅产业等提供增长动力，撬动消费大市场需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人民政协报》此前曾发表钟瑛撰写的《精准施策释放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一文。在她看来，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突破口，这一群体的消费激活，是扩大内需的“牛鼻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田志伟和他的同事发表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视角》中，基于基尼系数的测算公式，构建了一个可以研究不同政策对收入分配状况影响的政策模拟模型，构建出一套判断政策工具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方法体系，从而得出结论，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是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最有效的政策选择之一。
那么，中低收入群体要达到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才能让人们“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国家政策已经很明白，基本收入要能够和GDP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还要超过。与此同时，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每年都要按照GDP增长速度上升，能够让中低收入群体有信心消费，这个很重要。”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朱民称，“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弹性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他用于消费的比例是最高的。因此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第一是保障民生和公平的问题，第二是直接扩大消费的问题，所以很重要。”
中低收入人群如何增收？
“2025年将加力实施居民增收减负政策”“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从四个方面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202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分别提出要推动居民增收减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涉及就业与工资增长、社会保障与福利、促进消费与补贴等方面。
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均明确指出，2025年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相关数据显示，享受职工养老金的人口总数约为1.4亿人，享受居民养老金的人口总数约为1.7亿人，两者相加，最终受益人口总数高达3.1亿人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3月，已有15个省份宣布上调2025年养老金，且基本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双增长”。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覆盖了更多中低收入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3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7268万人，基金支出4613亿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主要包括“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其中，中央政府负责确定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地方政府则在此基础上，依据地方财力，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近年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均以定额调整的方式上涨。
2025年3月，人社部宣布，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标准再次提高20元，达到143元。此外，人社部还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提高本地基础养老金标准。这意味着在143元的全国基础标准上，各省份均会有相应的财政补贴，补贴后大部分省份每月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将超过200元。
卢锋表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与政策调整，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在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增长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改革完善涉及多方面复杂因素，需在全面谋划基础上推进新一轮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系统应对。然而，有些问题或可较快破题。卢锋特别提到居民养老金的改革，他认为，提高困难人群养老金的水平，并免去这部分居民的医保缴费，应该是在短期有可能考虑实施并可能带来多方面积极效果的举措。
田志伟和他的同事也建议，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动中低收入老年群体增收减负。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将没有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待遇，适当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一般而言，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多为中低收入群体，提高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待遇，有利于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在提高养老金的同时，不少地方还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人社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1日，有21个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在2100元及以上，有8个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300元。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已有广东、福建、贵州、四川、重庆、新疆、山西等地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比如，自3月1日起，广东调整提高该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仍保持四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500元/月，深圳市调整为2520元/月，两市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23.7元/小时。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合理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重要举措。
但王小鲁也提醒，有人认为只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能促进工资提高，继而改善收入分配，这是一种认知误区。“在市场经济中，初次分配由市场决定，这包括工资水平总体上是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防止有些企业工资过低，有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但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过高，提高过快，也可能让企业承担不起。企业不敢多雇人，或者面临亏损，结果减少了就业机会，对劳动者反而不利。”
王小鲁强调：“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应当保持在市场能够承受的水平。政府要改善收入分配，首先需要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保持个人、企业、政府三者间有个合理的分配比例。”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期待政府出台更多改善收入分配的举措。
钟瑛表示，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共同富裕”，通过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倾斜（如养老金调整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可缓解社会压力，增强民众的社会公平感。
持续提高居民收入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通过精准施策和多维度政策协同，中国有望在扩大内需、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钟瑛表示。
如何持续提高居民收入？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其中除了前述“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还提出“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包括稳住股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加快打通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等；“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包括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提能增收行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包括加快推进落实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等。
“提升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仅凭市场调节并不能够确保收入充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不断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经济学者、《收入不足与经济停滞》一书的作者包海松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钟瑛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提案》，呼吁“通过收入端精准补偿、供给端结构性改革、消费场景创新与投资效益优化，在2025年形成‘供需互促、城乡协同、低碳可持续’的内需驱动新格局。加强跨部门协同与地方创新实践，以‘精准施策+动态调整’确保政策红利直达民生与企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钟瑛告诉《财经》，她的这份提案已被全国政协确定为2025年的重点提案。钟瑛建议通过多措并举持续为居民提高收入，包括强化政策组合拳、强化技能培训与就业质量提升、推进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倾斜、优化收入分配制度与监管、培育新业态与科技赋能。
田志伟分别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做法，对持续提升居民收入给出建议。其中，短期可以考虑降低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相关项目在内的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切实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以及将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从9%提高到13%（此举有利于提高农民群体的收入）；中期可以考虑将现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逐步调整为专项附加抵免项目；长期则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引入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制度，进一步丰富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的政策工具。EITC是一种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促进政策，当受补贴群体收入较低时，补贴金额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增，当受补贴群体收入较高时，补贴金额随其收入水平提高而递减，直至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政府收入占比则偏高。这说明政府收入通过再分配重新回到居民手中的部分较少。解决这个问题是改善居民收入、特别是改善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关键。”王小鲁表示：“这需要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减少非必需的政府投资和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民生支出，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也需要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减轻企业的压力。”
从收入增长到经济增长
随着服务消费场景更新，服务消费潜能激活，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实现较快增长。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016元，比上年增长7.4%，快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1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46.1%，比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张毅此前撰文称，尽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总体稳定，但也要看到，居民持续增收面临压力，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有所放缓。下阶段，要持续强化稳就业，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加大促消费政策实施力度，推动居民收入和消费持续增长。
前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指出，要“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推动冰雪消费”“发展入境消费”“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
“化解国内需求不足的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有了钱就会增加消费，消费增长就会带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此则内循环就打通了。”包海松表示。
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朱民表示，中国的商品消费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2%左右，这个水平在全世界看是不低的，医疗、教育、旅游、文化等其他的消费相对来看还是低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学者金建方分析，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服务消费具有本地化特征，受国际贸易摩擦影响较小，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有效抓手。发展服务消费还可对冲基建和房地产等投资增速放缓的压力，填补内需缺口。此外，服务业每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人数比工业高40%，例如2023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3.56亿人。文旅、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可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大力发展服务业还可有效应对人口与社会结构变化。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8亿，银发经济（养老护理、医疗保健）年市场规模超10万亿元，但供给缺口达40%。中国社会目前育儿成本约占家庭收入40%以上，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制约生育意愿，需通过服务扩容能够降低家庭负担。
金建方表示，发展服务消费是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战略选择。其核心在于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与“供给创造需求”的互动，构建“增收—消费—就业—再增收”的良性循环。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还提出，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以旧换新政策对零售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据商务部披露的数据，2025年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4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5.8%，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1个百分点。
但也有专家认为，“提振消费本质上还是应该提高居民收入。”
王小鲁表示，提振消费要补齐重要短板，即公共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不足。城镇劳动者中，还有相当大量的人口没有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缺失不利于促进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减负和提高消费，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应当是促进消费需求健康发展的核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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