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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判决书将汉仪股份（301270.SZ）与代理商的矛盾置于台前，也揭示了汉仪股份在业务模式、公司治理上的种种内幕。
据判决书，时任公司销售总监徐建刚与婚外情人设立公司成为字库授权业务的代理商。而在上市辅导期，汉仪股份董事长谢立群疑似指示徐建刚将该代理商业务暂停，以降低其排名，并通过“改发票”等操作规避中介机构审核。
有法律人士对第一财经指出，汉仪股份的做法已构成违法违规。但汉仪股份方面则告诉第一财经，判决书中部分内容存在“断章取义”，公司已回复深交所和北京证监局对相关问题的询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的再审申请。
代理商排名与关联关系争议
汉仪股份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字体设计行业头部公司，开发设计的多款字体被企业和个人广泛使用。2022年8月，汉仪股份登陆创业板，成为A股首家字库类上市公司。
从产业链看，字库公司的上游是设计公司、字体作者、设计师还有版权服务商等，下游是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和个人用户等。从收入情况看，字库软件授权业务在汉仪股份收入来源中占比过半，以本案主要涉及的年份2019年为例，字库软件授权业务收入为1.23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58.02%。字库软件授权业务中，公司自有的直销团队收入占比为13.22%，外部版权服务商收入占比75.61%。
汉仪股份字库软件授权业务收入构成
2019年1月1日，汉仪股份与上海鲁门信息咨询中心（下称“上海鲁门”）签订《合作协议书》，上海鲁门成为汉仪字库产品的代理商。
上海鲁门成立于2018年8月，出资额100万元，出资人为甘子赫，参保人员为0。后来的庭审信息显示，甘子赫为徐建刚的表妹，系为徐代持股份，上海鲁门负责人郭某则为徐建刚婚外情人。徐建刚时任汉仪股份北京区域销售总监，同时是汉仪股份第一大股东的股东。
2019年9月汉仪股份完成股改，10月中介机构进场审计，汉仪股份方面开始意识到上海鲁门身份的敏感性。
判决书显示，2019年11月21日，谢立群向徐建刚发送微信消息称：“上海那家公司后面尽量少做生意，他们排名要往后走，尽量不在前10，能转直销就转，也许你还有救。”“能不查这个代理商最好，这样你还有救，否则你肯定会暴露出来”。11月22日，谢立群称：“上海那边上个月开票能改的全改了，后面两个月不要有，并且大部分能尽量归直销，把他们排在前10之外，增加你直销属性，看能不能不查你，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中介机构是根据财务数据来排的，鲁门现在排第七，后面两个月做控制，有可能不在前10。”
谢立群所称的“上海那家公司”“上海那边”等均指上海鲁门。
上海鲁门向法庭提交的谢立群与徐建刚的通话录音显示，谢立群以上海鲁门涉嫌与徐建刚利益输送，会影响汉仪股份上市为由，要求徐建刚将订单转到其他代理商或重新注册新公司。
2019年正在汉仪股份IPO过程中必须披露的“三年一期”之内，此报告期内，有关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数据、上下游主要合作方、重要关联关系等都必须如实披露。
汉仪股份招股说明书中并未提到上海鲁门。同时，汉仪股份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前五大版权服务商，上海鲁门并未出现在这个名单之中。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对第一财经表示，发行人需完整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上海鲁门作为汉仪字库产品的代理商，若其实际控制人与汉仪股份高管存在关联关系，属于必须披露的关联交易。汉仪股份未在招股书中披露上海鲁门的历史交易，可能构成重大遗漏。通过注册新主体转移业务以及人为降低上海鲁门交易排名，属于典型的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目的是规避监管审查。此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关于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甚至刑事责任。谢立群作为董事长指示徐某“避免上海鲁门进入前十大代理商”“转直销或注册新主体”，本质是通过人为调整交易结构掩盖关联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若该行为影响发行条件，可能触犯欺诈发行证券罪。此外，汉仪股份未能有效识别代理商关联关系，暴露其存在内控制度缺陷，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内控有效性是IPO审核的重点，存在此类问题可能导致上市申请被否或者后续监管处罚。
汉仪股份则对第一财经表示，徐建刚只是公司中层员工，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上海鲁门的销售金额，均不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之内。当时中介机构核查后也并未发现徐建刚和上海鲁门的关联关系。“公司启动IPO以来从来没有把徐建刚这个级别的人当做董监高的标准去披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因为他就不是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只是负责一块业务。”
如果这一信息未达披露标准，为何董事长要指示徐建刚刻意隐瞒？汉仪股份解释称，上海鲁门是徐建刚引入的唯一一家代理商，谢立群据此怀疑徐建刚在其中有利益输送。在机构进场审计的背景下，谢立群和徐建刚做了如上沟通，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聊天记录中提到的违法违规行为，“说是那么说，做没那么做”。
汉仪股份称，直到2023年诉讼时期他们才知晓上海鲁门及其法人、负责人和徐建刚的真实关联，以及负责人郭某用化名与汉仪股份进行业务往来。
根据汉仪股份说法，徐建刚2019年时任汉仪北京区域销售总监，于2022年辞职。汉仪股份第一大股东是泰州汉仪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徐建刚在泰州汉仪占股3.3843%。
徐建刚为何不通过直销方式为公司谈客户，而是要利用外部代理商暗度陈仓？
汉仪股份称，客户通过上海鲁门这样的代理商购买某字库，汉仪股份需要向上海鲁门支付高达30%~35%的代理费，并向徐建刚支付1.4%的提成奖金。如果徐建刚以直销方式销售，汉仪股份则不需要与任何第三方去分享销售收益，只需要向徐建刚支付8%的提成奖金，两者存在巨大的利差。徐建刚的操作将原本属于汉仪股份的商业交易机会所能获得的商业交易利润的30%左右的部分，不正当地转移到上海鲁门名下，继而成为徐建刚和郭某的私利，明显违背了自己的忠诚义务和职业操守，严重损害了汉仪股份的合法权益。
第一财经试图联系上海鲁门及徐建刚等人，未获回复。
潜藏的问题与风险
汉仪股份、徐建刚及上海鲁门之间的关系在隐匿多年后被外界所察觉，缘于一场牵扯各方的诉讼。
2020年1月，上海鲁门的负责人郭某向汉仪股份方面发送电子邮件，表示上海鲁门设立新公司上海喆爵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上海喆爵”）承接上海鲁门所有员工、客户和返款。之后，汉仪股份向上海喆爵汇去返款642116.9元。
汉仪股份称，作为上海鲁门的实际控制人，郭某有权代表上海鲁门指示汉仪股份将案涉款项支付到上海喆爵，这亦符合汉仪股份与郭某合作的惯例。但上海鲁门认为相关回款佣金和客户数据是在未经其授权的情况下被转移到了第三方上海喆爵，上海喆爵涉嫌商业欺诈。上海鲁门希望汉仪股份协助向上海喆爵追讨款项，并停止和上海喆爵的合作。上海鲁门追讨佣金未果，于2022年10月27日向汉仪股份发去律师函，索要拖欠服务费64万余元（即汉仪股份转给上海喆爵2019年第四季度服务费）和损失赔偿费758.43万元。之后上海鲁门将刚刚上市的汉仪股份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判决汉仪股份向上海鲁门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642116.9元为基数，自2022年11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汉仪股份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汉仪股份不服，已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汉仪股份称根据诉讼情况，保留对徐建刚进一步追责的权利。
汉仪股份对第一财经表示：“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受害者。后续公司在诉讼中也是坚持这个观点。”
该案是汉仪股份的业务模式和治理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
2019年，汉仪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合计2.12亿元，其中来自字库授权服务商的收入超过9300万元。这些授权服务商大多是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汉仪股份在招股说明书中称，销售关键环节均由公司管控，例如发送商洽函、签订合同等工作均为公司内部审核流程完成之后以公司印章签出。因此，对于客户来说，其谈判和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而非版权服务商，客户的相关负责人也不会因版权服务商员工本身来自某个经营规模较小的公司而产生质疑。
公司的代理服务商模式较为灵活，代理服务商较为分散，且多为个体户和小微公司，为汉仪股份带来客户。但代理服务商模式也给了如徐建刚和上海鲁门这样的暗箱操作机会，可能给公司带来财务风险。仅本案判决书中，就疑似出现不同代理商之间借用开票信息、更改开票名目等税务调节的相关聊天记录。如果不同代理商之间的关联关系没有核查到位，可能出现代理商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现象。
事实上，深交所在对汉仪股份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也对代理商问题重点关注；“前五大供应商基本为版权服务商，但相关供应商基本为个人、个体经营者或服务部，相关单位在网络上基本无法查询到相关信息，请披露原因。”汉仪股份回复称：“从版权服务商的角度而言，采用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方式与其工作性质更加匹配，在相关手续办理、税费控制方面更具优势。
以2019年为例，汉仪股份第五大版权服务商的销售佣金为292.2万元。汉仪股份称如果将上海鲁门和上海喆爵合并计算，当年结算金额为243.01万元，未达到前五大服务商的标准。第一财经梳理发现，汉仪股份2019年的前五大版权服务商涵盖13个主体，目前还有4个主体存续，其余9家均在2020年3~10月之间注销。
2019年汉仪股份前五大版权服务商
对此，汉仪股份对第一财经解释：“对于小额纳税人来说，通过一些筹划，到达一定额度之后，他就可能更换一下主体，但是他跟我们业务的延续性和合作性是不变的。”汉仪股份称，对于代理商纳税公司严格督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不断要求代理商尽可能用公司主体来开票，避免类似电脑服务部这样的单位。对于IPO过程中的代理商核查，汉仪股份介绍：“我们函证的覆盖范围是比较全面的，走访的范围不止是前十大代理商，券商底稿都在。”
汉仪股份对第一财经表示：“对需要核查代理商合规的业务流程，券商和审计核查程序，监管询问和回复都做了。”
监管已关注
汉仪股份称，直到诉讼发生，他们才知道上海鲁门、上海喆爵、徐建刚和郭某之间种种隐秘关联。
但对徐建刚身份等信息，汉仪股份在不同的场合提供的信息完全不同。比如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关联关系认定层面，汉仪股份未将徐建刚作为高管列出。而在法庭辩论中，汉仪股份称：“本案中，案涉《合作协议书》签署前后，徐某虽然不属于董事、监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或者公司章程列举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是为公司的非控股股东之一，也是公司的销售总监，不仅负责管理上海鲁门、某时代公司这样的代理商，而且负责公司的某字库直销业务，对于公司的某字库销售业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应当被认定为对公司具有忠诚义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并表示，“公司通过郭某与上海鲁门签署案涉《合作协议书》时，并不知道郭某是徐某的婚外情人，也不知道上海鲁门的唯一显名投资人甘某是徐某的表妹，误以为郭某、上海鲁门、甘某是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的独立市场主体，对郭某、上海鲁门的主体独立性、与汉仪股份的关联关系产生了重大误解。”
这样的前后矛盾是否应当说明？这样的重大误解是否应当予以披露？监管部门也关注到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对此，汉仪股份对第一财经表示，就此问题已向监管作出说明：“首先，我们主张公司所有的中层管理人员、其他人员都应该承担忠实义务，这并不等同于徐建刚属于公司高管，并不代表徐建刚曾经确实履行过任何的高级管理人员所应履行的职责，或享受过相关的权利，包括薪资回报。公司并未曾向法院提供过任何关于徐建刚作为高管的实际证据，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证据，因此这个主张与IPO核查显示的实际情况并不冲突。第二，该主张的提出具有特定的背景，是在一个对抗性特别强的特定程序和环境提出的，并且提出的时间是2023年公司上市之后，是整体诉讼策略的一个落脚点，目的是否定2019年原告上海鲁门合作协议的效力，以推翻原告在本案诉讼中的全部的诉讼诉求，力争取得一个好的诉讼结果。第三，上海鲁门在庭审中认为徐建刚非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我们希望法院结合案情和对《公司法》的法条进行扩大性解释和适用，并发挥自由裁量权。但能否做出这样的认定仍取决于法院的判定，最终两审法院未作出该认定，与IPO时候的情况没有冲突，所以我们认为徐建刚从来没有担任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IPO核查符合公司章程。”
第一财经获悉，北京证监局、深交所已就上海鲁门纠纷、徐建刚身份、个体户服务商等问题询问汉仪股份，汉仪股份于今年4月出具了答复函。汉仪股份对第一财经称，监管并未发现公司存在问题。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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