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勇谈经济
笔者在2025年《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了“渐进转轨数理经济学体系创新与中国实践”一文，文章很长20000余字，为了通俗易懂和阅读方便，分专栏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转载，今天发出之一。
之一按和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要求，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并高质量完成工作。未来的经济增长目标到底确定在什么速度上，是重中之重。曾经在第八个五年规划制定中，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增长这一重要规划目标，主流观点认为5%是适度增长速度，最后确定为6%。邓小平同志1992年提出，当时的菲律宾就是这个速度，中国要实现从落后到小康的发展，一定要高速发展。在党的十四大报调整为8%到9%。实际执行的结果，1991-2000十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45%，比经济学界的主张高出了一倍。
现在我们编制十五五经济发展规划时，又遇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外许多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认为，中国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在3%到4%之间，再后五年的增长速度在2%到3%之间；对于未来十年的预测，认为平均在3%左右，还有更悲观的测算认为在1.5%到2.5%之间。
那么，十五五以未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潜在增长的动能到底来自于哪里？如果能够较为科学地找出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部署哪些关键性改革和发展任务并予以落实？这不能不是中国学界重中之重的研究任务。然而，国内外经济学界在核算中国经济增长历史和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时，大多运用的是现代经济学一些主流的经济计算模型。运用这些模型，对于中国渐进转轨经济进行刻画和预测，其基础的数理计算逻辑是不科学的。
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找出一种能够合理刻画中国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数理逻辑。之一中，我们先转载论文中的经济增长数理逻辑算法困境部分。
渐进转轨国家的经济计算难题
在经济体分类时，按照发展程度和体制不同，一般分为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国家，瞬时转轨和渐进转轨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经济体国家供给—分配—需求以及产出增长模拟计算，有计划经济的实物或者价值的投入产出表[1]，有市场经济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2]、索洛模型[3]、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4]、发展中国家经济刘易斯二元结构[5]和乔根森经济增长模型[6]。这些经济计算的数理逻辑假定是体制既定和不变。也就是说，不将体制作为考虑影响经济产出和增长的一个变化因素。而对于从计划向市场的瞬时体制转轨国家，三到五年中没有必要去构建一个长期经济产出和增长的计算模型。然而，中国与瞬时转轨国家不同，是一个体制渐进转轨的国家，从1978年到2024年已经渐进转轨了47年，估计完成一元计划行政体制到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再到未来完成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轨总体上需要60到70年特长周期的时间。在这样长的一个阶段中，体制不是既定不变，而是不断地发生计划向市场释放、市场体制扩大、计划与市场并存、二元体制胶着、部分体制复归等变化。这些体制变化，无疑会影响国民经济供给—分配—需求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产出的增长。因此，上述体制不变，仅以流动体变量、比例参数变量和价格状态变量等，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构建的经济计算模型，并不能描述和刻画一个体制不断变动国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状态。经济学家伍晓鹰曾在一次演讲中认为，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中统计上可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现在还没有办法让制度变量直接进来用以计算。
对于体制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虽然一些学者用专家改革权重打分法[7]、增长速度改革前后比较法[8]等等，分析了1978年以来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属于主观判断和黑箱式的说明，不能内生和科学地证明就是体制改革加速了经济增长。这就使得中国这样一个特长周期渐进转轨国家，其无法计算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内生的影响，难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释放了内部被禁锢的生产力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特别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国外大部分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国际其他经济组织，使用以流动体、比例和状态变量构成的各大主流模型对未来中国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大部分结果认为会进入2.5%到3.5%的中低速增长区间，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增长的趋势。一些学者运用索洛模型进行分析，也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呈现逐步降低的判断。刘世锦[9]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TFP增长速度已经呈现了下滑趋势。Barro[10]指出，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来拉动未来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8%回落到3%—4%。白重恩和张琼[11]、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2]与周天勇[13]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黄泰岩和张仲[14]也认为，在改革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悲观情形下，中国2021—2025年、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甚至更低，分别只有1.52%、1.82%和2%。
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将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够中高速增长的重点，放在创新提高TFP水上。比如，即使未来要素投入产出贡献的增长率较低，如果创新TFP对增长的贡献比重越高，就越容易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15]。然而，TFP水平的提高及其对增长的贡献，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TFP变化看，创新体制改革，包括总体改革力度较大时，其水平高，力度减弱时低，甚至为负；进入21世纪后，全球各大经济体的TFP增长率呈缓慢的下降趋势，其中数量不少的国家到第二个10年时为负；一般的规律看，当全球和本国经济增长上行时，TEP增长率较高，反之，下行收缩时，增长率较低甚至为负。而琼斯对1980到2000年欧洲和美国TFP增长的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投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TFP增长曲线向上向右的变动，其增长率平均在0.9%和1%的区间波动[16]。而菲斯佩奇评论说，TFP增长趋势是一条平缓的曲线[17]。因此，以提高TFP水平来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设想，其实现的概率很小。
此外，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四年，加征关税如果造成中国出口平均8%的负增长，出口增长占GDP增长权重若从18%继续下降，则会形成年平均1.5个百分点的负增长。而干预世界贸易中高技术水平的芯片向中国产业链的供给，有可能使中国在创新TFP贡献方面，损失0.5%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中国在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一个中等发达水平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方面没有平均5.5%左右的经济中高速增长，这一任务和目标，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达到。从经济学基础的学理分析，渐进转轨国家一个重要的现实是体制在不断地变动，体制是一个影响经济供给—分配—需求运行和产出的内生变量。计划和市场二元体制扭曲，形成了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的生产要素，还有不能货币和财富化的土地房屋，也即大量的体制性剩余。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如果大力度推进体制改革，释放被禁锢的体制性剩余，则会形成加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因此，对于中美贸易、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外部冲击，除了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将增长损失的严重程度尽可能地降低外，内部加大体制改革力度，释放国内潜能，对冲外部冲击，稳定经济增长，是我们不得不选择的战略选项。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中国渐进转轨这一国情出发，在数理逻辑方面对其加以推导、证明和验证，形成经济计算科学的方法。用其对过去的增长奇迹加以解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增长进行有依据的仿真预测，以此确定有针对性的体制改革方案，供实践参考和决策。
伍晓鹰：2023 “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最新实证结果及政策启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讲坛第176期演讲，202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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