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2025第十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新浪财经 李欣然 发自天津
6月24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主题，围绕“解读全球经济”“中国展望”“剧变中的产业”“投资人类与地球”“新能源与材料”这五大方向展开深入探讨。
新浪财经对话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教授，围绕中美关系、科技创新等展开深入交流。
李成教授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表面是关税问题，实质是科技与人才竞争，而中国已取得显著成绩。在他看来，美国当前困境源于几大深层结构性裂痕，包括两党极端对立导致民主制度受质疑、全球财富转移引发贫富差距扩大、种族矛盾激化使国内对立加深等。反观中国，李成教授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应注重长期结构调整，努力借助制度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他反对“中国文化缺乏创新”和“政治体制阻碍科技”等观点，指出中国的很多制度设计促进了技术创新。在李成教授看来，中国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且美国当前学术环境的恶化正加速人才回流中国。展望未来，李成教授相信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或将向亚洲转移，而中国未来的进一步开放，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
以下为访谈实录：
新浪财经：您如何看待今年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战以及相关摩擦以及当前的美国政治现状？
李成：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是在讨论关税问题，但实际上，贸易才是核心所在。不过，中美之间真正的关键竞争领域其实是科技和人才，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美国在过去五个月里，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期间，几乎与全球各国都产生了矛盾。整个局势的发展，对很多人来说都难以预测。
但我在美国生活了总共38年，早在离开美国的前几年，我就已经察觉到美国会出现诸多问题。如今，大家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特朗普身上，但实际上，特朗普只是现象的表象，就好比是病人的症状而非病因。所以，即便没有特朗普，美国的问题依然会存在。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撕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两党之间的关系。如今两党之间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正常交替执政。有些民主党人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2020年的美国大选并非一次正当的政权轮换，而是一场“政权更迭”，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前段时间，特朗普在生日之前又举行了一场大规模阅兵式，而美国国内出现了名为“No Kings”（没有国王）的反对运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政治体制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二个问题是贫富差距。在此次达沃斯夏季论坛上，关于全球中产阶级状况的讨论十分热烈。我自己也针对这一话题撰写了许多文章，还出版了三本书。今天有一位发言人提到了“全球南方”，尤其是亚洲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的萎缩密切相关，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全球财富的巨大转移。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自身对全球化的认知。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其实也受益于全球化，就像中国一样。然而，普通民众却看不到这一点，因为少数华尔街的大财团获得了巨额利益，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却未能从中受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会支持特朗普，以及为什么拜登在上台后想要降低关税，但实际上关税并没有真正降低。这反映出美国又一个结构性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种族矛盾。最近在洛杉矶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美国各地围绕反移民和保护移民利益所形成的尖锐对抗，都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种族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第五个问题是美国的文化战。包括女性堕胎权、同性恋婚姻权以及枪支管制等问题，目前都看不到任何缓和的迹象，反而呈现出愈发撕裂的状态，短时间内很难得到解决。例如，我参加了今年二月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会议上，美国又与它的盟国发生了冲突。虽然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矛盾，但大多数欧洲政要却认为，这种损害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以上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这种困境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新浪财经：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
李成：中国确实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中国更注重从长期视角来考量。中国制度的一些独特优势正在逐渐显现。在谈及中国科技创新时，过去存在两个常见的误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似乎只擅长模仿他人，缺乏自主创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这两个观点都值得商榷。其实，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科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正如李约瑟曾经指出的那样。所以中国如今在科技领域的崛起，或者说科技实力的提升，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开始，而是一种“重新崛起”，重新回到了曾经的科技强国地位。中国文化本身并不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创新机制。
就像郑永年教授所说，中美竞争最终要看中国是否能够更加开放，我对此观点是完全认同的。只有更加开放，中国才能更好地发展。但说中国政府阻碍了科技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推动都极为有力，包括在预算投入等方面，这种举国体制在科技发展上有着一定的优势。反观美国，像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造成的损害，反映出美国自身制度的一些问题。所以，过去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固有认知，现在都值得重新审视。
美国的硅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但美国只有一个硅谷，尽管美国其他地区如北卡罗来纳州或纽约也有一些类似的小型科技聚集地，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与硅谷相比。而在中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城市，不仅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像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科技发展也十分活跃，甚至内地城市如合肥、成都、贵阳等，都展现出强大的科技活力。如果你到这些地方去，会发现科技的迅速应用令人惊叹。比如我前段时间去威海的眼镜店配眼镜，店家说马上就能用3D打印技术制作眼镜，这种科技的快速应用在美国生活多年都未曾遇到过。
实际上，中国在科技领域有很多创新正在孕育之中。这与地方政府的大量投入支持，以及宽松的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对私营部门的支持。现在中央领导提出中国要以创新为主，创新大多来自私营部门，这为私营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既有举国体制的优势，又有宽松环境的优势，我希望未来宽松环境能进一步加强。即便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二，人工智能领域也是世界第二。如果中国未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那前景将更加可观。
此外，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科技和人才方面，中国在这两方面发展极为迅速。
有几个事实值得我们关注。西方有两个最著名的科技杂志，一个是《科学》（Science），另一个是《自然》（Nature）。目前《自然》杂志中，其作者中三分之一的是华人姓名，当然这可能也包括海外华人等，但粗略按三分之一来预测推断，到2035年，华人华裔作者将占到世界顶尖杂志的一半。
在很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显示，在年轻科学家群体中，中国人的名字越来越多。你很难遏制中国这种科技人才的崛起，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趋势。同时，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与美国相比有着明显优势。从全球排名来看，中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排名很靠前，而美国则相对靠后。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从业者数量来看，中国每年培养约180万，美国大约只有65万，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而且全球现有的工程师中有四分之一居住在中国，数量是美国的八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又如何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些科研项目中，由于特朗普政府打压华人，导致大量重要科技人员回归中国，尤其在材料科学等领域，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当然，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可能还存在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迅速缩小。从科技领域来看，无论是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还是材料科学，中国都在迅速赶超，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超越美国。
除了上述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中国近几十年来也突飞猛进，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接触到丰富多样的社会现象和数据，所以不断有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推出。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有的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有的是在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他们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了社会学领域的巨大变革。
反观美国，其在某些方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相对欠缺。你知道现在美国有多少人在学习中文吗？只有27000人，这个数字相对较少。而在中国，学习外语的人数众多，大约在1亿到2亿之间。上个月我去了云南民族学院，看到他们开设了东南亚语言的教学课程，有十几种语言都在教授。这种丰富的语言教学在西方现在很难找到，而语言则是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目前，美国在这方面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博士训练过程过度量化，导致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政治学变成了统计学，这种趋势与现实中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真正关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脱节。
再看留学情况，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可能只有几百人，而中国每年到美国留学的人数有20-30万左右。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但现在，中国学生已经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带来了许多变化。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出色，中国的高校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而且，目前由于特朗普政府打压美国的学术机构导致很多留学生受到影响。更明显的是，现在很多一流科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学科领军人物，无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可能会更多地选择到中国内地或香港地区任教。
新浪财经：您对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有哪些期待？
李成：我非常高兴看到有众多外国学者真正参与到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国际会议。首先，天津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会议的内容。而这次会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很多大家的深入讨论。而且，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国，有欧洲的学者，有来自“全球南方”的代表，有亚洲国家的嘉宾，当然也有一些来自美国的学者。我想，假以时日，整个国际会议的中心可能会有一个全面的转移，逐渐向亚洲、向中国、向香港地区转移。目前在香港，国际会议也在逐渐增多。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加国际化、更加开放，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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