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娃哈哈豪门恩怨，宗馥莉被3名“同父异母弟妹”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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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直通后厂
娃哈哈总部大楼里，那双被媒体反复书写的“布鞋铜像”，依然静静矗立。这是宗庆后生前苦心打造的朴素企业家形象，如今却不无讽刺地注视着远方苦涩的一幕：
2025年7月，三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将现任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告上香港高等法院，要求冻结18亿美元资产并追索21亿美元（约合150亿元人民币）信托权益。
不难想象，如果上述追索成立，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也将面临被分割的命运。这笔股权，价值超200亿元人民币。
350亿遗产争夺战，于无声处，骤然打响。
曾经以“布鞋首富”、“家文化”著称的宗庆后，其精心营造的公众形象遭遇空前危机。社交媒体负面舆情激增400%，部分消费者质疑其财富透明度。
一位饮料行业观察人士感叹：“民族企业家的道德丰碑，正在被豪门恩怨的狗血剧情吞噬。”
“三个J”围攻“一个K”
香港高等法院第23号法庭内，三份起诉书掀开了中国饮料帝国最隐秘的家族伤疤。
宗继昌（Jacky）、宗婕莉（Jessie）、宗继盛（Jerry）——三名持美国护照的“宗氏子女”，以血缘为矛刺向同父异母长姐宗馥莉（Kelly）。这场被外界称为“三个J围攻一个K”的遗产争夺战，核心资产高达350亿元。
三名原告的法律攻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
明线是：在香港，要求冻结宗馥莉名下汇丰银行账户内18亿美元资产，并追讨宗庆后生前承诺的21亿美元信托权益。
暗线是：在杭州，如果留在浙一医院的宗庆后血液样本与三名原告DNA比对成功，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权益，将被分割。
之所以说这条是暗线，是因为，目前，虽有原告在杭州起诉的传闻，但尚未听到法院已受理的公开信息。
信托效力之争成为首轮交锋焦点。原告声称2003年宗庆后通过汇丰银行设立三只离岸信托，每只7亿美元，但未能提供其签署的书面契约。有信源称，宗馥莉团队出示了宗庆后2020年遗嘱，内容包括境外资产由宗馥莉继承等，并质疑信托文件法律效力。
更具戏剧性的是资金转移争议。原告指控2024年5月有110万美元“被异常转出”，宗馥莉团队则提交越南工厂设备采购合同及发票，证明属正常商业行为。
血缘关系的法律确认成为另一战场。原告向杭州法院提交1989年宗继昌出生证明（父亲栏标注宗庆后），并申请调取其父医院留存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若亲子关系成立，依据《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可主张平等继承权。
宗馥莉的治理困局
“家族内部事务，与公司的运营及业务并无关联。”2025年7月13日，娃哈哈集团对外声明试图划清界限。
但市场并不这么认为。宗馥莉内心恐怕也不会这么认为。
宗馥莉对三个非婚生子女的存在并非毫不知情。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宗继昌自2022年6月起，先后担任浙江宏胜饮料有限公司（宗馥莉核心平台）、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等6家子公司的董事。更关键的是，宗继昌与杜建英共同出现在12家关联企业的董事名单中。
杜建英——三位原告的母亲——曾是娃哈哈创始期元老。1988年浙江大学光学仪器工程系毕业的她，1991年加入娃哈哈，曾任总经办主任、党委书记、进出口业务负责人。
这位被内部称为“杜姐”的女人，在娃哈哈体系内人脉资源深厚，其名下关联企业超百家。
接班后的宗馥莉，展开了一系列动作：
2024年7月15日发布《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宣布辞职，一周后又戏剧性复职；
推动387件“娃哈哈”商标转让至其控制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要求员工将劳动合同从娃哈哈集团转签至宗馥莉掌控的宏胜公司，导致部分员工年终奖减半；
关闭多家工厂，包括杜建英关联企业与宗馥莉自有工厂，但多数是杜建英关联的工厂；
新建多家工厂，基本是由宗馥莉控制的工厂。
这些改革举措，在内部遭遇强烈反弹。渠道调整导致供应链账期大幅缩短，研发部门离职率上升。一位华东地区经销商透露：“部分二批商开始要求现款现货，不再接受账期。”
杜建英不可能坐视不管。为了维护三个子女的权利，她必然会抓住宗馥莉管理中的每个缝隙——从资金转移到商标转移，从员工待遇到工厂关闭，进行反击。
至于有人质疑说杜建英在宗庆后合法婚姻存续期间与其生育子女，涉嫌重婚，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当宗馥莉试图通过“去娃哈哈化”剥离品牌与集团关联时，杜建英的子女们已在香港法庭亮出了法律武器。
家产争夺启示录
宗庆后遗产争夺战并非孤例。
从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因职务侵占罪获刑14年，到海鑫钢铁因继承人内斗破产重整，类似剧情反复上演。我国香港地区此前发生的家产争夺战，就更加狗血了。
目前来看，宗氏家产风波，暴露了中国家族企业三大制度缺陷：
一是人设捆绑的致命诱惑。宗庆后长期将其“布鞋（首富）”形象与产品深度绑定。当家庭隐秘事件浮出水面，势必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这种创始人IP与企业品牌的深度捆绑，在真相曝光时必然引发灾难性反噬。
近年来的实践案例表明，企业家IP与企业品牌强关联深绑定的做法，弊大于利。企业家的声誉危机，都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品牌形象，反之亦然。
二是治理缺失的制度陷阱。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现代企业制度是公认的最好的安排。但我国很多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形式上的，或者仍停留在家族企业层面。
娃哈哈2024年公司章程显示，董事会7名成员中4名为宗庆后亲属或旧部，独立董事仅2名，低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的1/3。当然，娃哈哈现在还不是上市公司，但人们一直是将其作为公众公司对待的。
美的集团模式可资对比。方洪波等职业经理人接管美的集团经营后，家族仅保留董事会否决权。事实上，方洪波治下的美的集团，发展得很好，美誉度很高。相比之下，娃哈哈的家族化治理显得异常脆弱。
三是传承规划的拖延代价。中国民营企业，大多都讲究家族传承，这无可厚非，但必须及早着手，提前规划，并且要建立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
目前透露的信息显示，宗庆后的传承安排呈现出危险的双轨制：境内依赖传统宗法制度保障嫡女继承，境外试图用离岸信托安抚非婚生子女。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24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显示，68%的民营企业家未订立正式遗嘱，其中80%受忌讳谈论身后事的传统观念影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白皮书》指出：完成传承规划的企业纠纷发生率仅为未规划企业的1/5。这一数据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家深思。
贝恩咨询数据更指出，78%的中国超高净值人群仍依赖“人治”进行财富传承。
破解民营企业家族传承的困局，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建构：
首先，严格隔离创始人IP与企业品牌，避免个人道德风险转化为企业危机。
其次，加速建立“职业经理人的现代治理结构。
最后，通过 “家族信托+公证遗嘱”的形式，在法律轨道提前规划传承。我国香港有个案例值得参考：周大福第三代郑志刚接班前即完成 “家族宪法”签署，明确非婚生子女权益上限为婚生子50%。
有个市场现象是宗庆后不愿意看到的：当宗馥莉疲于应对同父异母的诉讼时，农夫山泉正趁机扩大市场份额。
跳出这场争夺战来看，它映照出的是中国创富一代在财富传承观念与制度构建上的集体困境。这才是八卦之余，企业家们可以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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