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中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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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十四五”时期财政改革发展成就。在发布会上，蓝佛安部长专门就财政宏观调控作了介绍。

　　去年9月底，增量财政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提升了市场信心，有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量财政政策和存量财政政策接续发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更加给力。“十四五”时期，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积极有为，是建立在对财政宏观调控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情景的适配性进一步增强。财政政策从积极到更加积极，战略上更加主动、战术上更加精准，成为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宏观经济存在周期，熨平经济周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经济大起大落不仅会带来资源浪费，而且会对社会民生造成影响。因此，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让经济平稳运行，成为现代国家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之一。宏观调控要针对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进行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短期波动。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周期相对较为容易确定，8~10年一个周期。随着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日趋复杂，经济周期不再局限于既往8~10年的规律，这样，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无论经济周期多长，重要的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跨周期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周期的调节。如果说逆周期调节更多解决的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那么跨周期调节要解决的就是中长期发展问题。对于当下中国来说，跨周期调节就是要为中长期发展找到新动能或增强发展动能。

　　“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协同作用，宏观调控效果显著。“十四五”已经过去的4年，年均增速5.5%，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十四五”时期，财政宏观调控的精准度在不断提高。评价财政宏观调控，结果说了算。当经济增长挑战大时，及时出台增量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一起发挥作用，让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就充分说明财政宏观调控的成效。这样的结果，只有在财政宏观调控越来越娴熟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财政政策要因时因势而动

　　蓝佛安部长概括了“十四五”时期财政宏观调控的四个特点，即力度上更加给力、工具上更加丰富、发力上更加精准、时机上更加灵活。这是对“十四五”财政宏观调控实践的总结。这个总结也显示了各方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逐步深化。财政宏观调控总体要稳，同时也要保持针对性灵活性。现实千变万化，特别是外部因素不确定性增加，如果仅仅固守既有的调控做法，那么宏观调控就可能贻误良机。财政政策就是要因时因势而动。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经济运行态势都在发生变化，财政宏观调控也必须有相应的创新。

　　首先，财政宏观调控更注重促进微观经济循环。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可谓抓住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精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必须有足够的活力，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才能真正夯实，经济才能行稳致远。支持地方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就是在盘活经济，畅通地方和企业资金链条，打通循环堵点。市场资金远多于财政资金，财政资金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财政宏观调控的效果才可能更好。

　　其次，宏观调控需要不同的宏观政策形成合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才能让财政宏观调控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宏观治理效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今年中央政府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入大型商业银行作为资本金，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的一项重要内容。仅此一项，预计可撬动信贷投放约6万亿元。财政宏观调控，就是要在宏观经济治理中找到合理的定位，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比较优势。

　　“十四五”时期的财政宏观调控方向，体现了宏观政策一致性的要求，以及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财政具有发展型财政的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无论是赶超发达国家，还是立足国情，解决就业问题，都要求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而且是需要有就业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的应用，让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劳动力能否适应新经济结构的就业岗位需要，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财政宏观调控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上综合发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

　　财政宏观调控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既有的做法所束缚，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十四五”时期，财政赤字率从2.7%提高到今年的4%，进一步打开了财政政策空间。我国2024年末政府负债率仅为68.7%，而从国际情况来看，G20国家的政府负债率平均为118.2%，G7国家政府负债率平均为123.2%（根据IMF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相比之下，我国政府负债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而且，我国政府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国有土地，这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特殊制度优势，也支持了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

　　财政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

　　因此，我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发力空间，这是有充分依据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中国经济向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经济向好，必然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财政实力的进一步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财力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夯实。财政资源统筹的推进，也将大大提升财政宏观调控的财力。各地在推行的大财政改革模式，可以通过将当地的资金、资源、资产等加以统筹，盘活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将“零钱”整合为“整钱”，让财政宏观调控所需要的财力更加充分。地方正在推进的财政科学管理试点，突出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将财政管理贯通资金使用全链条，横向覆盖到各部门各单位，纵向延伸到市县基层。财政科学管理将释放出更多的财力，从而扩大财政政策的发力空间。

　　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越来越娴熟，财政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财政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宏观调控更有前瞻性，更有针对性，在财政政策空间利用的能力上具有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以及存量风险逐步消化，地方隐性债化债效果显著，政府债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空间将因此腾挪出来，未来将有更大的空间可用。

　　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宏观调控领域同样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可以让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打开。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从实践来看，财政部门和各相关部门在落实中央制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完全有能力做到精诚合作，共同推进政策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在不同机制下，我国的财政政策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此外，世界经济相互影响。各国之间的宏观政策相互影响。政策的走向不一致，就可能带来相应的负面效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们需认真对待政策的溢出效应。特别是，一个较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势必对较多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宏观政策特别是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十四五”时期，我国着力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为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的进行提供了更优的环境。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财经合作，持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积极引导G20主权债务处理规则制定，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双支柱方案磋商。这些都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打下扎实的基础。多边财金对话平台以及双边经贸磋商、双边财金对话机制，对于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是有利条件，也因此将创造出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