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郭聪聪 北京报道
近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执行裁定书在金融界掀起波澜。该裁定书显示，法院直接扣划被执行人崔某名下价值4143万元的“家族信托基金”用于执行退赔。
这一消息受到行业关注后，部分市场人士将其解读为“家族信托被击穿”，进而引发了业内对信托资产保护功能的广泛讨论，也让部分公众对家族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产生了猜疑。
不过，多名行业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入剖析案件细节与法律逻辑后能够发现，所谓该案“击穿”家族信托系误读。
案件始末：刑事犯罪牵出的信托执行争议
这场争议源于一场刑事判决与巨额退赔。
法院裁决书显示，被执行人崔某因行贿罪和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80万元，同时需向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退赔七千余万元。
2023年10月，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不仅扣划了崔某的多个银行账户五百余万元的存款，更对其“委托第三方保理”的四千余万元“家族信托基金”进行了直接扣划。
刑事裁定书截图 图示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这笔超过4000万元的“家族信托基金”成为本次执行中的关键财产，法院直接扣划的操作也成为了行业争议焦点。裁定书显示，扣划的这笔资产源自被执行人名下委托第三方保理的“家族信托基金”。不少行业人士就此认为，家族信托中财产的独立性被击穿。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案件已披露的细节较少，消息传播过程中不免会以讹传讹。要想客观分析，需基于案件本身的细节，理清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该案件是不是信托架构？第二，是不是家族信托？细节如何？第三，被执行财产是不是信托财产？第四，被执行财产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信托财产？第五，该执行财产是如何执行的？
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聂俊峰特别指出，裁定书中所提及的“委托第三方保理的家族信托基金”应该不属于标准国内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家族信托，而是以私募基金为底层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或者以应收账款保理为底层资产的“其他类私募基金”，其本身就不具备任何风险隔离功能。
聂俊峰介绍道，“早些年一些证券、股权或其他类（非标资产）私募基金的备案名称中会出现‘家族信托基金’字样。因此本案所谓‘国内家族信托被击穿’很可能是一起乌龙事件。据了解，在国内家族信托市场起步初期，由于从业机构良莠不齐、信托文化有待构建、设立家族信托缺乏严格的程序保障等原因，一些‘家族信托’功能非常初级，甚至隐含了较大的法律风险。”
聂俊峰表示，这些产品也被业界称为“伪家族信托”。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韩良曾指出，“伪家族信托”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一般将实质上为营业信托的理财计划，或者不符合信托法以及判例原理，设立程序上存在瑕疵，家族信托面临被穿透、无效和被撤销的风险的信托皆称为“伪家族信托”。
“‘伪家族信托’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聂俊峰表示，首先是“委托人自益”，此类信托无风险隔离效果，本质是专户理财，如建信信托等机构成立的首批家族信托多为“自益型”；二是信托财产托付的前提条件不合法，财富管理机构在财产来源合规、财产共有权人（配偶）确认等设立合规核查方面轻率，如湖北武汉等地“家族信托遭查扣”案正是源于此；三是资管新规出台后，国内信托公司罔顾非标违约风险大量配置非标债权资产，蔓延至今，导致中国第一代家族信托出现委托人“仍然健在”，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病入膏肓甚至弥留之际”的尴尬状态。
专家解读：为何“击穿”家族信托的说法系误解
在厘清“家族信托基金”相关概念后，多位信托从业人士和法律专家强调，行业内关于家族信托被“击穿”的说法实属重大误解。
信托未被否定，涉案财产不合法才是本案关键。
执行裁定书显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并未否定信托的法律结构。多名受访专家表示，该“家族信托基金”被执行是基于财产来源的违法性将其纳入执行范围，本案的核心并非家族信托制度失效，而是涉案财产本身不合法。
根据信托法相关规定，信托有效的前提是财产来源合法和信托目的合法。
中国政法大学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赵廉慧教授指出：“目前，家族信托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实质意义的挑战。上述案例中只是再一次验证了信托法的一般规则，即无效的信托不是信托；无效信托的信托财产就不是信托财产；信托不能被滥用来成为非法获利、洗钱的通道。”
资深信托实务专家，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杨祥进一步指出，信托有效性的根本前提在于信托财产来源合法且信托目的合法。他强调，若申请执行人、债权人或其他相关主体能够举证证明委托人设立信托的财产来源违法，法院当然可以击穿信托，认定其无效，从而使相关主体能够追索该财产。
实践价值：家族信托再检视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并未启动撤销信托或宣告信托无效的法定程序，而是直接将信托财产视为“存款”扣划，引起了业内人士对执行程序的质疑。
杨祥告诉记者，法院若认为信托财产涉及违法，应在司法程序中认定信托财产来源于犯罪所得，不能直接将其视为存款，并基于完全不同法律属性的“保理”关系为由来执行。
然而，也有行业观点认为，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具有特殊性。若违法所得已混入信托，且原物追缴不可行，法院可采取价值追缴方式执行同等价值的合法财产，法院可能基于效率考量选择了直接扣划。
赵廉慧对此表示认同，但他同时提示：“若此类特殊执行措施被不当扩大适用，将带来严重的法律风险。”他强调，即使涉及刑事案件，信托设立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在涉刑事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正当程序和必要性原则也应得到遵守。
对此，他分析了两种情况，若家族信托设立于犯罪行为前，且委托人未用非法财产设立，则家族信托不应受事后刑事程序影响；若设立在犯罪中或之后，但委托人有其他财产可担责，因家族信托涉及家庭成员合法权益，也不应随意扩大执行范围。即使委托人其个人财产仅够承担部分责任，也不能将家族信托的全部信托财产都强制执行。
赵廉慧表示：“若正当程序被破坏，即使在个案达成了‘实质正义’，但难免未来会有人会打着实质正义的旗号暗度陈仓，对法治造成极大破坏。”
杨祥亦表示，本案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提供了司法执行合法合规性的检视。家族信托最核心的功能之一是资产保护，而关于国内家族信托究竟是否具有资产保护功能，一直被许多人提出质疑。本案发生以后，实际上正好为检视家族信托能否通过国内的司法执行这一关提供了观察的机会。
市场影响：不安情绪与理性认知
多名从业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家族信托基金被直接扣划”事件在财富管理市场正在引发连锁反应。
首先是在部分高净值客户群体中引发了短暂的不安情绪。一位头部信托公司家族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近期确实接到一些客户咨询，不过在我们详细解释本案涉及的是违法财产后，客户们普遍表示理解。” 另一位私人银行业务负责人也表示：“成熟的投资者都清楚，信托保护的是合法财产，绝非违法所得的避风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也能引导客户将合法资产合规置入信托。”
其次是行业对财产尽调工作的关注度正在提升。上述私行业务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头部信托公司已普遍建立了严格的尽调体系：对于现金类资产，要求客户提供完税证明、收入证明及金融资产持仓证明；对于厂房、股权等非现金资产，则委托专业第三方进行估值。
“如果客户无法提供充分的资金来源证明，信托公司将拒绝设立申请。”一位资深从业人士明确表示。该人士进一步指出，随着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和行业规范的逐步完善，未来信托机构对财产来源的审查力度还将持续加强。
不过，也有不少行业人士向记者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尽管信托机构严格执行尽职调查程序，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财产性质认定的现实难题。
某资深信托经理就向本报记者坦言：“在涉及违法所得的复杂情况下，财产混同问题往往成为风控难点。”他举例说明，假设委托人拥有1亿元资产，其中2000万元为合法收入，8000万元系非法所得，若其从中提取1000万元设立信托，那这笔资金是否为非法所得呢？
更复杂的情况是，当合法收入与违法所得通过经营活动发生混同后，其产生的收益性质认定更为棘手。该经理进一步举例：“比如委托人先通过合法劳动获得2000万元，后又贪污8000万元，将合计1亿元资金投入企业经营，之后用企业分红中的1000万元设立家族信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信托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呢？
实践中，财产混同现象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尤为常见。由于货币具有“种类物”特性，当合法资金与非法资金发生混同后，客观上确实难以准确区分具体资金的来源性质。
对此，赵廉慧特别指出：在犯罪行为被认定的情况下，若行为人故意将非法财产与合法财产混同，就应当承担无法区分二者的法律后果。他强调，一旦确认信托是由违法财产设立的，不仅“信托财产”本身，其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应作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
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已有诸多案例佐证。赵廉慧对此举例说明：香港曾有一个典型案例，某检察官将受贿所得进行投资并获得巨额收益，最终全部作为赃款被收缴。我国内地也有类似判例，有人将犯罪所得投入股市并获得成倍增长，事后投资收益同样被全额追缴。这些案例都是运用拟制信托（constructive trust）原理追缴赃款的具体实践。
“本次案件带来的讨论，是一次对家族信托制度韧性与张力的检验，也是一次市场教育的过程。”杨祥表示，“它让我们认识到，家族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与传承工具，其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合法合规的基础，同时也需要司法实践的规范运作和市场认知的不断成熟，方可让家族信托在规范的轨道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为更多家庭的财产管理和传承提供可靠保障。”
（本报记者林汉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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